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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法官评鉴制度述评及启示
发表单位:  发布时间:2015-08-27 09:37:58  字号 [ ]
台湾地区法官评鉴制度述评及启示

 

论文提要:为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和人民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并保障法官身份,台湾地区于2011年通过“法官法”,该法的特色之处在于建立法官个案评鉴制度,若法官行为不当且情节重大,将依法交付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经评议后,提出惩戒与否的建议,并决定是否进入惩戒程序。法官评鉴制度为淘汰“不良”法官,确立其退场,并保障优良法官打响法官惩戒之前奏,为维护良好司法风气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祖国大陆司法风气不可谓之良善,司法公信力不可谓之高,恰又临司法改革攻坚时期,将建构惩戒违纪违法法官之制度。鉴于惩戒之严谨与严肃,对言行不检、办案态度不佳等不适当行为的法官,冒然交付惩戒,势必影响其办案积极性。因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相似的生活环境,故可借鉴台湾地区法官评鉴制度,在惩戒法官之前设置建议惩戒之程序,先行对不适任法官行为进行评鉴,既有利于实现法官身份保障(非经司法评鉴程序不得对法官身份为不利之处分),又有利于督促法官依法履职;既可以建议惩戒不适任法官,也可以激励优良法官。大陆在具体建构法官评鉴制度时,应理性看待台湾法官个案评鉴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大陆自身特色的法官评鉴制度,特别是要确保法官评鉴委员组成人员、请求评鉴主体、评鉴标准以及评鉴程序的公开、透明。此外,应积极搭载律师评鉴法官之活动平台,并完善随案监督制度,让最了解法官业务的人监督法官,为法官评分,综合多措净化大陆的司法风气,提升司法品质和司法公信力。全文共 9347字。

 

关键词:法官保障  法官评鉴  个案评鉴 责任追究

 

以下正文:

一、台湾法官评鉴制度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推动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其中包括起草“法官法”草案,法官评鉴制度被提上立法化议程。1996年开始,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发起法官评鉴调查活动,之后,该基金会对外公布经评鉴调查后平均分数未到到60分的法官名单,推动了台湾法官评鉴制度的设立。[{C}[1]{C}]20001216日,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出台“法官评鉴办法”。根据该办法,评鉴主体为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各自设立的法官评鉴委员会,委员由法院和法学教授担任,法官评鉴委员会对法官的品德操守、办案程序和开庭态度等进行评鉴,经秘密评议后,作出评鉴决议。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若认为有必要,可以命令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地区性的全面评鉴。[{C}[2]{C}]随后,引发台湾地区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在关于法官评鉴内容争论不休的时候,台湾地区爆发多起重大影响司法形象之事件。如2010年台湾高等法院4名法官集体贪腐案[{C}[3]{C}]以及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开庭时辱骂、讥讽当事人事件[{C}[4]{C}],引发社会舆论对法官不法行为和履职能力的不满,而2010年的两件性侵女童案的判决更是引发台湾民众的燎原怒火,台湾网民在社群网站上“联署撤换恐龙法官”,并发起“白玫瑰运动”集会游行,要求“立法主管机构”制定“法官法”,淘汰不适任法官。[{C}[5]{C}]201115日,台湾地区“法官法”草案通过初审,增设了不适任法官的退场机制。[{C}[6]{C}]台湾“法官法”于2011614日经“立法主管机构”三读通过,并于201216日施行。该法第1条第1项开宗明义规定,“为维护法官依法独立审判,保障法官之身份,并建立法官评鉴机制,以确保人民接受公正审判之权利,特制定本法。”台湾“法官法”参考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法官评鉴制度,将行为不当且情节重大的法官,依法交付评鉴,达到维护良好司法风气、提高司法公信力。[{C}[7]{C}]台湾“法官法”立法,堪称台湾司法改革历史性的里程碑。此法特别之处在于新设立的“法官评鉴委员会”,被视为淘汰“不适任法官”利器。从1988年开始研拟“法官法”草案,历经23个年头终于完成立法,代表着“台湾司法改革历史性的里程碑”;先前司法官风纪案、争议判决等引发社会舆论,让司法改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司法主管机构”深切体认到人民对司法的高度期待,为维护司法信誉,用“法官法”确立不良法官的退场机制与优良法官的保障机制。[{C}[8]]

二、台湾法官评鉴制度的概述

根据台湾“法官法”第五章(第30条至第41条)的规定,法官评鉴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个案评鉴;二是法官核评;三是各级法院法官团体绩效评比。[{C}[9]{C}]

(一)个案评鉴

1.法官评鉴委员会的组成

根据“法官法”第33条和第34条规定,法官评鉴委员会由“司法主管机构”设立,由法官3人、检察官1人、律师3人、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4人组成。3人法官由全体法官票选产生。1人检察官由全体检察官票选产生。律师由各地律师公会各别推举一至三人,再由“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办理票选。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由“法务部”、“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各推举检察官、律师以外之四人,送“司法主管机构”院长遴聘。法官评鉴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此外,公务人员(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教学、研究人员不在此限)与党务人员不可担任评鉴委员。

2.请求评鉴的主体

根据“法官法”第35条第1项的规定,以下四类人员或机关、团体任务由个案评鉴之必要时,得请求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1)受评鉴法官所属机关法官三人以上;(2)受评鉴法官所属机关、上级机关或所属法院对应设置之检察署;(3)受评鉴法官所属法院管辖区域之律师公会或“全国性律师公会”;(4)具备一条条件且经主管机关许可得提出评鉴要求的财团法人或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上述这四类人员或机关、团体因业务上经常接触法官或对健全司法具有成效,因此较明了法官品德操守等事项。此外,“法官法”第35条第3项规定,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可以书面陈请上述的机关、团体请求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台湾“法官法”将个案当事人、犯罪被害人排除在请求评鉴的主体,避免诉讼当事人以评鉴相要挟,造成法官寒蝉效应,一味地固守旧有判例或揣摩上意,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C}[10]{C}]

3.个案评鉴的请求期间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请求法官个人评鉴有期间限制。若请求评鉴之事由不涉及法官承办的个案,应自受评鉴事实终了日起起算2年内提起;若涉及法官承办的个案,则自案件终了日起算2年,但第30条第2项规定的裁判确定后或自第一审系属日起满六年时起算。

4.个案评鉴的事由或标准

根据“法官法”第30条第2项规定,个案评鉴标准包括以下七种情形:(1)裁判确定后或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判确定之案件,有事实足认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审判案件有明显重大违误,而严重侵害人民权益者;(2)法官违反职务上之义务、怠于执行职务或言行不检,情节重大;(3)法官违反禁止参政规定,情节重大;(4)法官违反不得兼任其它公职或职务,情节重大;(5)法官严重违反办案程序规定或职务规定,情节重大;(6)法官无正当理由迟延案件之进行,致影响当事人权益,情节重大;(7)法官违反法官伦理规范,情节重大。为了保证法官独立审判,第30条规定“适用法律之见解,不得据为法官个案评鉴之事由。

5.个案评鉴结果的处理

法官评鉴委员会对个案评鉴的请求作出的决议分为以下四类:

1)不付评议决议。根据“法官法”第37条列举的七项不付评议决议事由有:个案评鉴时间请求不符合规定;逾期请求;请求不属于法官个案评鉴的事项;就法律见解请求评鉴;已为职务法庭判决、“监察院”弹劾,或经法官评鉴委员会决议的,重复请求评鉴;受评鉴法官死亡;请求显无理由。请求评鉴应以书状叙明并提交相关资料。法官评鉴委员会受理评鉴请求之初,应先审查其有无不付评鉴之情事,形式审查这些事由涉及违背法定程序及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径予调查或通知受评鉴法官陈述意见,以免法官动辄得咎而怯于任事。

2)请求不成立之决议。经评鉴委员会调查后,认为不存在“法官法”第30条第2项规定的七种评鉴事由,,作出请求不成立的决议。此外,若法官存在违反职务义务或言行不当,程序轻微,未达到请求评鉴标准时,由法官职务监督人督促法官注意或警告。

3)请求成立有惩戒之必要,报由“司法主管机构”移送“监察院”审查,并得建议惩戒之种类。“监察院”审查后认为确有惩戒之必要的,由其弹劾后移送职务法庭审理。关于职务法庭的审理,必须调查证据,法庭采取言词辩论以形成心证,采取一级一审,一审终结制。法官之惩戒种类由5种,免除法官职务,并丧失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撤职,期间为1年以上5年以下;免除法官职务,转任法官以外其他职务;罚款,在1月俸给总额以上1年以下;申诫。对于免除法官职务,并丧失公务人员任用资格的,“司法主管机构”若认为法官离开法院后仍扮演“在野法曹”角色,有害司法信誉,亦危害人民权益,限制其充任律师,已充任律师的,停止其执行职务。对于撤职的法官,可限制其不得回任法官职位。

4)请求成立但无惩戒之必要,报由“司法主管机构”交付“司法主管机构人事审议委员会”审议,并得建议处分之种类(一般为督促注意或警告)。对于法官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怠于执行职务或言行不检者,加以警告。被监督法官若被警告后1年内再犯,或经警告累计达3次,视为情节重大,成立“法官法”第30条第2向规定的请求评鉴事由。

(二)法官评核

“司法主管机构”应每三年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评核,结果不予公开,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法官评核之项目包括问案态度、诉讼程序进行情形、裁判品质、敬业精神、品德操守。但“司法主管机构”得依法院业务性质,调整评核项目。法官评核由受评核案件当事人、告诉人、诉讼代理人、告诉代理人及辩护人(以下简称评核人)针对个案填写法官评核意见调查表,就受评核人在各项评核项目之表现,评定分数。

法官评核分两种:一是当庭评核,依法须经言词辩论之诉讼案(事)件,由评核人于言词辩论终结后,当庭就受评核人之问案态度及诉讼程序进行情形,填写法官评核意见调查表后弥封缴回。二是随案评核,已办当庭评核之案(事)件,于该案(事)件终结后,随案寄送法官评核意见调查表予评核人,由评核人就受评核人之裁判品质、敬业精神及品德操守,填写法官评核意见调查表后弥封寄回;未办当庭评核之案(事)件,于该案(事)件终结后,随案寄送法官评核意见调查表予评核人,由评核人依据所定评核项目,对受评核人进行评核。

法官评核结果的不公开,评核结果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但在核评过程中若有发现问题,可以将个案交付评鉴。

(三)法官团体绩效

台湾“司法主管机构”应于评比年度次年三月底前召开团体绩效评比会议,由“司法主管机构”秘书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司法主管机构”副秘书长、相关厅处长及主席指定之人。成绩经“司法主管机构”核定后,应予公开,并作为一、二审法院院长职务评定之参考。

各级法院团体绩效评比分审判绩效评比、行政绩效评比、综合评比三部分,其中审判绩效评比占百分之五十,行政绩效评比占百分之四十,综合评比占百分之十。审判绩效评比项目包括折服率及上诉、抗告维持率,非常上诉撤销件数,调解或和解之成立件数及比率,迟延案件处理成效,法官平均未结件数,其它有关审判事务之成效。行政绩效评比包括执行重要行政政策成效、行政革新与开创措施推行成效。 团体绩效评比之结果则可公开,并作为各级法院首长职务评定之参考。

此外,在台湾地区,除了上述三种法官评鉴外,由律师对法官办案质量的评鉴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92423日,台北律师公会就召开了“优良法官评鉴”结果发布会,该公会委员会律师对台北地方法院和台湾高等法院全体法官的评鉴结果排名前五十名的法官姓名进行公布。之后,台湾民间改革司法改革委员开始参与办理法官评鉴,评鉴主体仍为律师,随后,法官评鉴工作开始公布评鉴结果不合格的法官姓名,此举引起了巨大反响,也遭到了很多法官的反对,反对者声称“律师评鉴法官活动会影响法官独立审判”。但反对之声未能阻挡律师评鉴法官活动的继续开展,而是促进了律师与法官之间的互评互鉴。2005年开始,台北地方法院、台北地检署、台北律师公会在民间改革委员会参与下共同举办首次台北三方法曹评鉴活动,三方互评,体现了各方地位平等,相互促进职业水平提高。由“在野法曹”律师对“在朝法曹”法官的评鉴,到互评互鉴,既能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和改善司法环境,又能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台湾律师对法官的评鉴制度引发了日本和韩国的关注,日本东京律师会和韩国首尔地方辩护协会专程到台湾地区考察,并于2008年先后引入法官评鉴制度。[{C}[11]{C}]

三、台湾法官个案评鉴制度的运作及评价

鉴于台湾法官评核和法官团体绩效相对于大陆法官的考评和法院绩效考核并无特殊之处,本文只对台湾地区法官个案评鉴制度的运作考察。为更好地观察其个案评鉴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试举台湾法官评鉴委员会于201293日公布的2件法官评鉴案例进行评析。

案例一:台湾高等法院詹骏鸿法官因影响当事人上诉权,送“司法主管机构”人事审议委员会议处,建议记过2次。[{C}[12]{C}]詹骏鸿法官受理一起一审被判五个月有期徒刑的上诉案,依所犯法条不能“易科罚金”,但詹骏鸿法官开庭时劝上诉人撤回上诉,并说明本案可以“易科罚金”,上诉可能判更重,不如撤回,最后上诉人撤回上诉,案件确定后,发现依法不能“易科罚金”,致上诉人“易服劳役”。

评鉴理由:詹骏鸿法官重大疏忽,且违反法官守则,影响当事人权益和司法形象,应予处罚,但评鉴委员会发现,该法官平日表现良好,没有“常常劝他人撤回上诉”的记录,判决维持率高达97%(一般为75%),以往采自律方式时,从未有人申诉过该法官,当时手头上办理许多大案,难免可能忙中有错,事后也有表达歉意,因此建议“无惩戒必要,记过两次”。[{C}[13]{C}]

案例二: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李昭融法官影响审判独立,送“监察院”弹劾、职务法庭审理,建议休职6个月。[{C}[14]{C}]李昭融法官及其丈夫均是板桥地方法院法官,李昭融法官受理某返还租金事件,当时其丈夫亦受理另一按键,这两件基本上是同一租赁关系分别系数的案件。开庭时,李昭融法官为避免判决歧异,当场打电话给其丈夫,讨论案情,并探寻其丈夫心证,后使用不当的语气及言词开庭,有时轻率,有时讥讽当事人,目的在劝原被告和解,最后当事人向媒体投诉抗议。

评鉴理由:就不当言论部分,违反法官守则;就讨论案情部分,违反审判独立,侵犯当事人受法院公平审理之权利。李昭融法官判决维持率高达100%,调解率、折服率均高于平均,前曾因关税案、开庭态度不佳遭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降两级改叙惩戒,现又犯同样错误,本案事后也未反省检讨,毫无悔意,因此建议休职6月之惩戒。[{C}[15]{C}]

20121212,李昭融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司法主管机构”职务法庭审理,由其最终决定是否惩戒及惩戒结果。

上述两案涉及法官审理时的不当行为,评鉴结果差异较大。虽无法比较和判断两位法官在侵害当事人权益和司法信誉方面孰轻孰重,但可以肯定的是,法官平常表现对评鉴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案例可以看出,台湾法官评鉴制度是一种全面综合的评价制度,评鉴依据不只是“限于就事论事”,而是结合被评鉴法官日常表现、工作能力、事后态度等进行全面评价,两案均不涉及对法官适用法律的见解进行评鉴,表现了对司法独立的尊重,注重平衡监督法官与法官独立二者的关系。上述两案评鉴理由既体现了法官评鉴委员会对言行不当法官的评鉴态度,也给其他法官提供了行为引导。对不良法官的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台湾司法品质。

上文以两则案例的形式从内部展示台湾法官个案评鉴制度的运作情况,在外部,从台湾“法官法”自实施以来,各界期待透过引进外部监督淘汰不适任法官的评鉴机制,八个多月仅受理四件,更只有两件遭到议处,各界对此一结果反应不一,褒贬互见。[{C}[16]{C}]法官评鉴实施八个月来,仅成立两案,原因在于个案评鉴标准偏高且过于抽象,成效自然不易彰显。[{C}[17]{C}]个案评鉴制度自201216日实施迄今两年,台湾民间改革司法改革委员请求评鉴共11件,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成立6件,移送“监察院”4人,职务法庭惩戒法官3人。[{C}[18]{C}]台湾评鉴制度二周年体检记者会上,会议提出“法官评鉴制度不能不治的五大病症”,即检举时效太短,申诉不及;评鉴委员会受官方干扰甚深,评鉴请求不易成立;评鉴委员会之运作被动,又无调查权,查案困难;评鉴委员会人力不足,委员均为兼职,审案质量不佳;评议过程不透明,秘密处理,黑箱作业,缺乏公信力。[{C}[19]{C}]

个案评鉴机制存在叠床架屋问题,成效难以彰显。法官评鉴委员会虽吸收外部成员,但仍由“司法主管机构”遴选,“司法主管机构”实际上可掌控评鉴之多数,公信力难谓毫无争议;即便评鉴委员会之外部力量得以发挥,但评议决议终须回到“司法主管机构”人事审查委员会或移送“监察院”,评鉴之封闭性依然难以破除。此外,法官评核结果不公布,缺乏公正监督,使法官可以于相形封闭之环境下,继续无惧于外界之批评。若法官评鉴目的在于淘汰不适任法官,并建立民众对司法体系之信任,则过度排除公众力量之外部监督,恐悖离立法目的之初衷。[{C}[20]{C}]2015年,台湾民间改革司法改革委员公布“法官法”实施评鉴制度三周年报告,结论是法官评鉴委员会运作成效不彰。法官评鉴机制的改革不能再拖延,尽速改革法官评鉴委员会,通过“法官法”修正条文。[{C}[21]{C}]

应该看到,台湾人士对其法官个案评鉴制度施行以来进行的检讨和反思,说明台湾法官个案评鉴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尽管台湾法官个案评鉴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制度的先进性不言而喻,法官个案评鉴机制对法官威慑力较大,且通过司法评鉴程序惩戒法官符合权利救济体系的要求,能达到法官评鉴的合理自洽。[{C}[22]{C}]因此,值得大陆学习、体认、借鉴。

四、台湾法官评鉴制度对大陆的启示

司法权之核心在于审判,而审判之核心在于法官。法官为司法权行使者,其行为关系到当事人生命、自由、财产等切身利益。为了保障法官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司法权,防止他人不当干涉司法审判,法律赋予法官相应的身份保障权利。然而,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可能违法犯错,如司法腐败、言行不检、办案质量不佳,违法办案,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就需要对法官进行有效监督。然而,干涉与监督仅一线之间,缺乏适当评鉴惩戒机制,法官易流于独断,过度监督,则不免干涉独立审判,挫伤法官尊严,违纪司法公正;如何有效平衡法官身份保障和监督惩戒,关键在于法官评鉴机制的构建。在对法官惩戒前设置法官评鉴程序,既利于法官身份保障,又利于法官依法履职,取信于民。通过对台湾法官评鉴制度的考察和评析,大陆在构建法官评鉴制度时,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官个案评鉴制度的构建

1.个案评鉴标准的合理性

台湾“法官法”以负面列举方式规定个案评鉴标准,一半以上为违反参政、选举、伦理之规定,余下为违背职务上得义务,且排除适用法律见解不得作为法官个案评鉴的事由。法官个案评鉴标准较高导致实际评鉴案件少,个案评鉴制度成效不明显。大陆将来在设置个案评鉴标准时,应合理把握评鉴标准。过高,难以发挥成效;过低,法官动辄被请求评鉴而致其怠于或怯于任事。美国律师协会常务委员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tanding CommitteeABA)对各级联邦法院法官任用之评鉴准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其从专业胜任和司法特质角度对法官进行合理评鉴。专业胜任科包括学术智力的深度、判断、文笔、分析能力、法律知识、专业经验的广度。司法特质包括热忱怜悯、决断力、接受新知、礼貌、容忍、免于偏见、对法律正义的承诺。此外,ABA的评鉴绝对不包法官之人生观及思想意识。[{C}[23]{C}]

{C}2.{C}法官评鉴委员会的民主性

台湾法官评鉴委员会采纳各界建言而纳入若干外部成员参与,但此等成员最终仍由“司法主管机构”院长遴选,“司法主管机构”实际上仍可掌控评鉴之多数,公信力难谓毫无争议。[{C}[24]{C}]大陆可在省级高级法院设立法官评鉴委员会,在吸收律师、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等外部人员时,可由人大等其他部门遴选。

 3.个案评鉴程序的建议性

对于法官评鉴委员会作出的不付评议决议、请求不成立的决议,允许请求评鉴个体向法官惩戒委员会申请复核一次;对于法官评鉴委员会作出的请求成立有惩戒之必要的,移送法官惩戒委员会处理,对于请求虽成立但无惩戒之必要的,可由评鉴委员会发布通报,提醒或警告法官注意。

(二)设立律师评鉴法官制度

律师作为法治建设的共同体,在业务上经常接触法官,较明了法官办案质量以及品德操守等各方面,由其对法官进行评鉴监督,对健全司法应有成效。具体制度设计时,可由各地律师协会负责律师对法官的评鉴,如向律师寄送评鉴表,回收、统计评鉴意见,并公布评鉴结果,在公开时,可以公开排名靠前的法官名单,或只公开排名靠后的法官名单,亦或以建议形式抄送各级法院、检察院、当地人大等机关,供后者在人员任免、监察、司法监督工作中参考。[{C}[25]{C}]通过律师对法官的评鉴并公布排名,有利于发挥律师的监督作用,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也有利于规范司法权的运用,提高司法裁判者的裁判水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

(三)完善随案监督制度

台湾地区的法官评核制度包括评核包括当庭评核和随案评核,由当事人或代理人、辩护人对法官问案态度、裁判品质、敬业精神及品德操守及诉讼程序等填写评核意见。大陆也有类似这种制度,即随案监督制度,即每个案件中都附有随案监督卡供当事人或代理人填写,对法官的言行、办案态度等从立案、审判、执行全程监督。但随案监督往往流于形式,“无人问津”、最终“石沉卷底”,既不会成为法官考评的依据,也不会成为评鉴法官的理由;加之,很多当事人不了解情况,没有明确评判标准和监督意见,或者干脆选择直接签名了事,随案监督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为此,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完善大陆随案监督制度,明确评核项目或监督范围,充分利用随案监督意见,作为法官评定职务职称的依据,在核评过程中若有发现问题,可以将个案交付评鉴。

 

 

                                                                                                                                                                                                                                                                                                                                                                                                                                                                                                                                                                                                                                                                                                                                                                                                                                                                                                                                                                                                                                                                                                                                                                                                                                                                                                                                                                                                                                                                                                                 

 

 



[[1]{C}] 刘凯:《海峡两岸法官评价制度之比较研究》,南京大学法律硕士论文,载中国知网,于2013423发表。

 

[[2]{C}] 参见台湾地区“法官评鉴办法”。

[[3]{C}] 刘志原、林俊宏:《法官收贿重判蔡光治20年陈荣和18年》,载台湾地区《自由时报》201171

[[4]{C}] 王文玲、曹敏吉:《不会做老婆法官当庭屡开骂》,载台湾地区《联合报》20111012

[[5]{C}] 周美惠、李明贤:《呛法官护幼童白玫瑰心声马听见了》,载台湾地区《联合报》2010926

[[6]{C}]  见前注(1)。

[[7]{C}] 王上仁:《台湾地区法官评鉴与职务评定制度》,载《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9期,第98页。

[[8]{C}] 《唐家婕:《台湾通过“法官法”》,载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1-06-16/100269983.html,于2015517访问。

[[9]{C}] 黎家维:《法官评鉴制度之现况与运作问题分析》载http://www.npf.org.tw/post/1/11325 ,于2015517访问。

[[10]{C}] 见注释[7]

 

[[11]{C}] 参见石怀方:《台湾法官评鉴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cc3b6d0101cojv.htm,于2015517访问。

[[12]{C}] 《台湾地区首波法官评鉴出炉 2法官议处》,载http://www.huaxia.com/xw/twxw/2012/09/2984824.html,于201564访问。

[[13]{C}] 转引自注释[1],见台湾“司法主管机构”网站:http://www.judicial.gov.tw/

[[14]{C}] 《台湾法官当庭致电老公讨论案情被评鉴淘汰》,载中国新闻网,于201564访问。

 

[[15]{C}] 转引自注释[1],见台湾“司法主管机构”网站:http://www.judicial.gov.tw/

[{C}[16]{C}] 何展旭:《“法官法”检讨与改进之分析》,载http://www.npf.org.tw/post/3/11322,于2015517访问。

[[17]{C}] 见注释[9]

[[18]{C}] 相关统计数据载http://www.jrf.org.tw/newjrf/attach01/20140106-1.pdf,于2015517访问。

[[19]{C}] 《法官、检察官评鉴制度不能不治的五大病症》,载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4075,于2015517访问。

[[20]{C}] 见注释[9]

[[21]{C}] 陈雨凡:《改革法官评鉴制度刻不容缓》,载http://www.jrf.org.tw/newjrf/index_new2014.asp?id=4358,于2015517访问。

[[22]{C}] 见注释[1]

[[23]{C}]李训民:《法官评鉴再升华 -- 美国ABA评鉴制度宜借镜之处》,载http://www.npf.org.tw/post/1/11324,于2015517访问。

 

[[24]{C}] 见注释[9]

[[25]{C}] 见注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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